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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制内的外星人?森林小学教出的孩子有话想说

2020-06-17

体制内的外星人?森林小学教出的孩子有话想说

上学这件事,对小时候的我不只一点都不简单,还很遥远。二十年过后,虽然我已不用大费周章跟旁人解释那一连串好奇的问题:为什幺我上课十天放假四天?为什幺我不在台中学区就学,偏偏跑到遥远的卓兰住校?为什幺我明明在读书却没有学籍?然而儘管毋须再解释,这些疑惑却是我重返全人中学的原因。

一九九八年,我刚从全人中学转回体制内国中就读,身边同学习以为常的日常事务,在我内心却产生了尖锐的冲突。当我还停留在全人数学课的讨论:「一加一为什幺等于二?」瞬间就换成背诵一堆数学公式。原本全人课表排满大坪顶、肢体课、绘画课等多元的选修课程,这一刻通通被国英数取代,而且无可选择。原本可以直呼老师名字,或者暱称绰号,也可以和老师大声争辩。现在,必须时时刻刻用尊称,时时刻刻徵询老师的意见,身边同学都习以为常,认为学校就该如此,只有我一人,彷彿体制内的外星人。

这些亲身经历的大大小小冲突,正是我重返全人的动机。二○○七年,我申请了大专生国科会研究计画,希望探究自己之所以成为自己的缘由。我好奇的是,做为一个曾接受体制外教育的学生,我是不是真的和别人有些不同?

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全人的教师李弘,我想听听他规划全人课程的感想,以及这些感想对我的成长过程是否有影响。李弘那天比较晚到,为了打发时间,我在校区漫步。这里,教室一直是蓝瓦白墙,天空蓝的铁皮屋顶,搭配上三合板搭建而成的白墙。若山区下起雨来,雨水打在屋顶上的滴答滴答声会伴着我们上课,若隔邻吵吵嚷嚷,三合板特别「突出」的隔音效果,会让整个教室区喧腾起来。

路过空无一人的图书馆,我眼底浮现了当年的画面。

那时候,图书馆权充学生自治会的会议室,大家一起开会时,有人像猴子一般坐在两尺高的书柜上,也有人或蜷缩或趴坐在木地板上。主席宣布开会,大家充分发表意见,然后举手表决,每逢我们快要打瞌睡的时候就散会回宿舍。我对这里印象深刻,这里是直接民主的战场,所有的意见争锋相对,即便是大人或初上国中的学生,都无法在相互诘问后隐藏自己真正的看法。

沿着教室区往宿舍区的小径走,首先会经过一栋两层楼的小房子,它又被称为鬍子家。鬍子家一楼是木工和陶艺教室,二楼是练团室。练团室里头散乱地摆放着爵士鼓、吉他和谱架,一声呼唤,深沉的回音就在周遭响起。就是这里,很多叛逆的同学特别喜欢午夜练团,他们练完团就哈一根菸,假装自己是很酷又很屌的摇滚乐手。

正打算从鬍子家转往宿舍区,就发现李弘站在八阶梯上。八阶梯最早是学校老师们自己用木头做成的八个阶梯,连接着教室区和宿舍区,后来不管木头阶梯是否增加,我们总习惯叫它八阶梯。李弘迎面而来,剃了个神清气爽的小平头,穿着T恤短裤,趿着蓝白拖。我们一同走向女生宿舍门前的大斜坡和篮球场。

我单刀直入地问李弘:「你觉得全人中学教给学生什幺?你设计课程时又想教给学生什幺?」

李弘说:「我希望教出自由人,举个例子,《三国志》里面我选了一个文本,孙权要攻打张辽的城池,张辽是个战将,他的部队大概一千人,他招募敢死队第二天迎战。击退孙权的前锋后,他自己撤退回去,那些敢死队就喊了一声:将军弃我耶?将军啊,你抛弃我们了吗?这是你要做的事吗?结果张辽听到这句话,来来来又赶回去,把那些敢死队救出来。」

我问李弘:「所以呢?这故事代表什幺?」

李弘:「张辽本来可以直接走了,可是那喊声惊醒他高贵的一面。我后来分析给学生听,我说真正自由的人是有德的人,有德一定牵涉到公共性,而非私利。」

我:「所以你选这个文本是想传递某种价值?」

李弘:「对啊,我承认啊。」

我:「那是什幺价值?」

李弘:「自由。」

我和李弘一路从下午聊到深夜,李弘没对自由多做解释,倒是聊了许多他怎幺出作业、怎幺设计课程,谈他如何在教室枯坐一个早上,却等不到任何一位学生进教室,每天都挫败地想辞职。听着听着,我脑海里的疑惑似乎清晰了一些,自己成长为怎样的人,似乎跟老师选择传递哪些价值,以及如何挑选授课文本,甚至是如何授课有关。但那价值是什幺呢?李弘所说的自由又是什幺?长达四小时的访谈始终没有明确的解答。

听完李弘七年的教学血泪史后,我不经意惋惜着学校资料的讹缺,无法让这些珍贵的经验保存下来,但李弘告诉我教师宿舍的阁楼似乎还留有全人的旧资料,建议我去阁楼看看,说不定会有我想要的答案。

和李弘深夜长谈后,隔天晨光乍现,我迫不及待爬上教师宿舍的阁楼,翻找往昔的资料。阁楼的巧拼地板上布满灰尘,角落放着许多个沉甸甸的纸箱,有些以胶带封住,有些打开着,里头散乱地堆着文件,几份手写笔记散落一地。

我倒出里头的文件,倾泻而出的是教育,是实验,是成长,也是光阴。

散落一地的文件中,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本黑皮手札,这是一份一九九五年的文件,记载了全人中学创校的讨论纪录。经过这幺多年,黑皮手札里头的话语仍旧充满浓浓的战斗性格。由办学团队的发言看来,这群人不但不满于体制教育,更怀抱着改革教育的理想。在我翻阅时,黑皮手札掉出一张一九九五年的泛黄剪报,标题上斗大的字写着:「森林中学被断水电,校长陈情。」

我顿时想起那段日子,那时教育部说全人中学违法设校,所以要比照八大行业断水断电。我们只好抽地下井水来漱洗,水龙头打开都是泛黄混浊的水,怎幺洗都洗不乾净。正看着剪报,手机铃声响起,我看着未接来电的后三码,忍不住想起自己和全人中学的一段渊源。

我的手机末三码是四一○,背后其实有段渊源。当初要办手机时,父母亲去电信公司帮我选了一个门号。后来母亲才跟我说:「你父亲看着那一长串电信公司提供的门号,看到一个末三码是四一○,就说那这个吧。」母亲说:「我们这年代的人都记得这个数字,四一○是台湾教育界的大事,对我们来说是充满希望和革新的年代。」从此,「四一○」结下了我和全人中学的缘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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